2024年2月6日，《中国科学报》第3版“大学观察”刊发amjs澳金沙门线路校长郭权的专访文章。全文如下：
amjs澳金沙门线路校长郭权：应用型高校发展要谨防“皮变了，馅没变”
2017年，教育部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我国高校总体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其中，应用型高校主要培养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并进行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然而，近年来各地高校类型层次“同质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等现象。有些应用型大学一味追求大规模、综合性、研究型发展定位，人才培养趋同、资源配置重复，办学特色不明。
应用型大学怎样才能走出特色之路？对此，被誉为“全国应用型标杆高校”的amjs澳金沙门线路（以下简称东软学院）校长郭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只有定位不模糊、方向坚定，才能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应用型大学不能想着培养“通才”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它和研究型高校之间是何种关系？
郭权：从高等教育角度讲，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并非按照高端和低端划分。目前，研究型高校更多集中于基础研究，服务于社会的创新发展；应用型高校培养的人才则主要进入制造业，与许多“卡脖子”技术应用息息相关，比如芯片、智能制造等。
一定程度上，这两类高校是相互补充的。前者的研究方向应包含后者在实践中面临的某些瓶颈问题，并通过思考加以解决，问题解决后又能推动后者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学报》：当下，许多高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的现象，您认为原因何在？
郭权：高校转型最重要的是思维和意识的转型。许多综合型大学想转型，但内心很纠结——既想贴近社会需求，打造应用型人才，又想继续做学术研究，守住此前擅长的领域，因此在学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资源方面没有实质性变化。其本质就是“皮变了，馅没变”。如此，转型就会失去特色，不符合应用型高校建设的真正要求。
《中国科学报》：作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东软学院有何经验可以分享？
郭权：自2000年建校伊始，东软学院就将自身定位为打造一所应用型高校，从来没想过做研究型高校。
学校一直秉持“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学生创造社会价值”的理念，其中心任务就是发展学生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我看来，应用型高校要想特色鲜明，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定位明确，要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培养国家紧缺的产业人才为目标。由此，学校的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也会相应清晰，并培养出符合就业市场需求的学生。应用型高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定力，要把握好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
二是人才培养要有特色。以东软学院为例，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发展势头强劲，亟须培养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我们有超过七成的学生都在信息领域相关专业深造，做的都是工科方向，较少发散到其他学科。
当下，许多应用型高校不只在定位上摇摆，在专业特色方面也没有发挥出自身特长。在我看来，应用型大学不能想着把学生培养成通才，而是要在学科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前提下，培养能快速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的“专才”。
将“被动”定制变成“主动”定制
《中国科学报》：应用型高校怎样才能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
郭权：作为从东软集团孕育出的高校，东软学院天生带有企业基因，并非常重视校企合作。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我们与传统高校最大的区别。
建校之初，我们便发现企业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之间存在“断裂带”，高校培养的人才并不能完全契合企业需求。为此，我们对培养的人才进行了明确定位，将“被动”定制变成“主动”定制，迎合社会发展需要。
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面向东软自己，更面向整个东北地区甚至全国。为此，我们结合了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两方面的需求。比如，东北地区对IT人才、软件服务方面有巨大需求，我们便重点输出相关领域的学生。
除了东软集团，我们还和百度联合成立东软百度人工智能学院、与用友集团成立了产业学院，并与华为等头部企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校企融合。目前，东软学院每年只有少部分毕业生进入东软体系，大多数人会在行业内其他公司就职。对于高校而言，培养的人才只有符合整个行业的需要，才更具生命力。
《中国科学报》：目前许多高校都在推进产教融合，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郭权：我认为产教融合是目前高校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缺乏实际应用场景，后期发展便会受到限制。而校企合作往往会产出合作项目、共建研究院等，这将有助于企业发展需求与高校培养目标相结合，提前预测行业发展方向和趋势，同时减轻了企业压力。
《中国科学报》：对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郭权：以东软学院为例，前期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定位相对狭窄，如果与某企业合作，便会为其定制专属的学生培养计划，教授相应技术。这种做法虽然会使学生短期就业的难度降低，但长期看是有问题的——这会致使人才培养定位狭隘，学生所学的技术单一。
因此，我们需要紧跟产业发展动向、了解行业整体趋势，变“被动”定制为“主动”定制，同时要提升教师高度，对他们的实践教学进行“充电”，使其能以较长远的视角看问题。
“教师有一缸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
《中国科学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东软学院有无一些“妙招”？
郭权：从2008年起，我们独创了一套教育体系——TOPCARES（译为“最大关爱”）。这相当于一套实际应用中的方法学。其8个字母分别为8种能力的首字母，即8个一级指标——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开放式思维与创新，个人职业能力，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态度与习惯，责任感，价值观，实践构思、设计、实现和运行对社会的贡献。
这些一级指标又被细分为28个二级指标和108个三级指标。每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要分解到相关指标中，选定的指标要有课程、项目、素质教育活动等不同教学环节支撑，并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标准，再到课程实施和考核，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闭环，使整套指标体系能落地实施并有效验证。
同时，东软集团在数字化资源方面有多年实践经验。根据相关技术，我们定制了针对每个学生的“数字画像”，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划分为5类13个观测点，在关键时间节点收集有关数据，课前、课后建立评价体系，精准定位学生的动态成长曲线，衡量学生的优缺点，这样才能对每个学生进行个性化支撑。
评价得出后，如果没有配套的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画像的作用便会大大减弱。在这方面，我们的优势还在于有着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能提炼出合作项目背后蕴藏的社会需求，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有企业背景的可教学化项目，并开发数字化、立体化的教学资源。通过这种模式，能精准匹配每个教学环节的需求，完成闭环式人才培养。
《中国科学报》：要培养出企业能用的人才，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有哪些要求？
郭权：在我看来，应用型高校的教师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经历。在东软学院，有超过55%的教师近3年内有企业工作经历或参与过企业项目，具有此种背景的教师被定义为有实践指导能力的教师。此类老师在教学中能结合自身经历，更好传递实用技能和方法。
教师有一缸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教师能力要不断提高，教育水平才能“水涨船高”。因此，要对教师团队定期培训，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除了给学生定制画像外，也要给教师定制画像，以便精准地对其进行培训。
《中国科学报》：当下，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很多学校迅速推出相应课程。对此您怎么看？
郭权：这肯定有积极一面，说明很多高校都在主动拥抱社会变化，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全球范围内都是产业界领先于教育界。大多数高校的人工智能类课程都以理论讲解和公式推导为主，具体应用只针对某些经典数据集，在产业界的最新应用方面体现不够。这一方面由于大多数高校仍更重视科研，并按照研究型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学生；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很难及时获得产业界的最新成果和第一手真实数据。
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既要热烈拥抱新兴技术，将其引入相关专业的教学和实施环节，同时也要更加积极地与产业界合作，获得产业界更真实的应用事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更有水平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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