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教育部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我国高等院校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其中，应用型高等学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然而，近年来，各地大学类型层次“同质化”倾向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的现象。有些应用型大学一味追求大规模、综合性、研究型的发展定位，人才培养趋同、资源配置重复，办学特色不明。
应用型大学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特色之路？就此，被誉为“全国应用型标杆高校”的amjs澳金沙门线路校长郭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只有定位不模糊，方向坚定，才能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皮变了，馅没变，转型就会失去特色”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它和研究型高校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郭权：从高等教育角度讲，应用型和研究型高校并不是按照高端和低端来划分的。目前，研究型高校更多集中于基础研究，服务于社会的创新发展。而应用型高校培养的人才则主要进入制造业，与许多“卡脖子”技术应用息息相关，比如芯片、智能制造等。一定程度上，这两种类型的高校是相互补充的，研究型高校的研究方向应该包含应用型高校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瓶颈问题，并加以思考解决，而问题解决后又能推动应用型高校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学报》：当下，许多高校正在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的现象，对此您认为原因何在？
郭权：首先，我认为转型最重要的是思维和意识方面的转型。许多综合型大学想转型，实际上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想贴近社会需求，打造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还是想继续做学术型研究，沿袭之前擅长的领域，所以在学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资源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其实本质就是“皮变了，馅没变”，那转型就会失去特色，不符合应用型高校建设的真正要求。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贵校有何经验可以分享？
郭权：amjs澳金沙门线路（以下简称东软学院）从2000年建校伊始，从来没有想着要做研究型高校，定位就是要打造一所应用型高校，从没有过任何“摇摆”。
我们学校一直秉持着一个理念，即“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学生创造社会价值”。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学生的能力，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能够让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应用型高校要想特色鲜明，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定位要明确。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培养国家紧缺的产业人才为目标，由此，学校的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也就会相应清晰，才能培养出符合就业市场要求的学生。应用型高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定力，要把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好。
二是人才培养要有特色。以我们学校为例，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发展势头强劲，急需培育能够解决“卡脖子”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我们有70% 以上的学生都在信息领域相关主体专业深造，做的都是工科方面，较少发散到其他类型的学科。
现在许多应用型高校，不只是应用型定位摇摆，在专业特色方面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在我看来，应用型大学不能想着把学生培养成通才，而应该是专才，在学科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前提下，能够快速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
将“被动”定制变成“主动”定制
《中国科学报》：应用型高校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怎样才能做到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接轨？
郭权：东软学院的大背景是从东软集团里孕育出的一所高校，所以我们有内在的企业基因，非常重视校企合作，和企业一起成长。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我们跟传统高校最大的区别。
建校之初，我们就发现在企业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着“断裂带”，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并没有完全契合企业的需求。发现这一点后，东软学院要做的就是对培养的人才进行明确定位，把“被动”定制变成“主动”定制，主动迎合社会发展需要。
而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面向东软自己，更是面向整个东三省，甚至是全国。我们结合了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两方面需求。比如在东三省，它对IT人才、软件服务方面有巨大需求，我们就重点输出相关领域专业的学生。除了东软集团，我们还和百度联合成立了东软百度人工智能学院，跟用友也成立了产业学院，跟华为等头部企业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校企融合，现在东软已经有了 6 个省级现代产业学院。所以每年可能只有少部分毕业生进入到东软体系，大多数人还是在行业内各个公司就职。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符合整个行业背景下的需要，才更具生命力。
《中国科学报》：现在许多高校都在推进产教融合，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郭权：我认为产教融合是目前高校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应用型高校的研究没有实际应用场景，后期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校企合作过后，往往会产出合作项目、共建研究院等，有助于企业的发展需求和高校的培养目标相结合，起到一个“预研”的作用，提前预测行业发展方向和趋势。同时，这也减小了企业的压力，研究并不需要马上变成产品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对双方都是有益处的。
《中国科学报》：对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郭权：以我们学校的经验为例，前期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定位是比较狭窄的，与某个企业合作的话就会为其定制专属的学生培养计划，教授相应所需的技术，虽然学生就业容易了，短期来看是有利的，但是长期是有问题的。为某一个企业定制就会导致定位狭隘，他所学习的技术都是比较单一的，风险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需要紧跟产业的发展动向、了解整个行业的大趋势，变被动定制为主动定制。同时要提升教师的高度，给我们的实践教学进行充电，在前沿技术方面有所突破，站在一些比较长远的角度看问题。
“教师有一缸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
《中国科学报》：那贵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妙招”呢？
郭权：我们学校从2008年开始就独创了一套教育体系——TOPCARES，翻译为“最大关爱”，相当于是实际应用中的方法学。它的8个字母分别代表8种能力的首字母开头，即8个一级指标：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开放式思维与创新，个人职业能力，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态度与习惯，责任感，价值观，实践构思、设计、实现和运行为社会的贡献，然后一级指标又细分为28个二级指标和108个三级指标。每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要分解到若干指标中，选定的指标要有课程、项目、素质教育活动等不同的教学环节支撑，且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标准，再到课程实施和考核，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闭环，使这套指标体系能够落地实施且有效验证。
同时，东软集团本身在数字化资源方面有很多年实践经验，根据相关技术我们定制出了每个学生独一无二的“数字画像”。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分了5类 13 个观测点，在关键时间节点收集有关数据，课前课后建立完备的评价体系，精准的定位出学生的动态成长曲线，衡量学生的优缺点，这样才能对每个学生进行个性化支撑。我始终坚信，没有泛泛意义上的好学生或者坏学生。
评价出来以后，如果没有配套的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那这个画像其实作用就大大减弱了。我们还有个优势就是和企业合作经验比较丰富，能够将合作过程中的项目提炼出背后蕴藏的社会需求，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有企业背景的可教学化的项目，并开发数字化、立体化的教学资源。通过这样的模式精准匹配每个教学环节的需求，完成一个闭环式人才培养。
《中国科学报》：要培养出企业能用的人才，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有哪些要求？
郭权：学校里除了学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师。我认为应用型高校的教师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经历。比如在东软学院，我们超过55%的教师近三年内都有过企业的工作经历或者参与过企业的项目等，具有这样背景的教师我们定义为有实践指导能力的教师。这样老师在教授学生的时候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更好的传递实用的技能和方法。教师有一缸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教师的能力要不断增长，教育水平才能水涨船高，所以要对教师团队定期进行培训，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除了给学生定制画像以外，也要给教师定制画像，以便精准地对教师进行培训。
《中国科学报》：现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都是比较热的领域，很多学校立马就推出了相应的课程。您对此怎么看？
郭权：肯定有积极的一面，说明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拥抱社会的变化，跟随潮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全世界范围看，都是产业界领先于教育界。大多数高校人工智能类的课程以理论讲解和公式推导为主，具体应用只针对于一些经典数据集，在产业界的最新应用方面体现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高校仍然比较重视科研，仍然按照研究型人才培养方式来培养学生，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很难及时获得产业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的真实数据。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既要热烈拥抱这个新兴技术，将其引入到我们的专业中，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实施环节中，同时也要更加积极地与产业界合作，获得产业界更真实的应用案例，这样才能培养出更有水平的学生。